有用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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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多年，回母校聚会，兴尽回去的路上，同车的老同学问我：“你还在看那些没用的书吗？”他说，真的，你还不如去多看点佛经。

他这几年也算混得有头有脸，嗅觉敏锐，换了好几个不同行业，每次都是紧跟市场机会，老婆孩子也都移民了，可说“成功人士”无疑。虽然听到他建议读佛经，我还是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明白过来，因为佛经也算是现在很多人混高端社交圈的主要“精神话题”之一。听说某省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每次谈生意都喜好与老板们喝茶谈佛，但有一次遇到尴尬，因为对方是基督徒。

我当然无意清高地标榜只有“无用”的精神追求才算是真正的精神追求，但确实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对很多功利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是精神追求，也应当是“有用”的。这是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逆转：并不是温饱之后就转向自我实现的精神追求，而是相反，他们乍看上去的精神追求，最终也还是为了有助于他们获得物质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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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和我说，她不喜欢那些“学霸”学生，因为他们往往都很无趣，也许非常聪明，但读书的目的性太强。个别极端的，甚至做的所有事情都好像是为了刷简历，“你没法感受到他们对哪些问题有研究的热情”，只是因为这样可以积累文化资本，升入更好的学校。

其实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经历过考试的中国人都不陌生：我们拼命记诵那些可能会考的内容，并不是因为喜欢它们，只是想得到高分——或更确切地说，高分背后的那个机会。如果不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点的，便是被家长禁止的“闲书”。很多父母让子女去学钢琴、芭蕾、美术，本意也是希望这能作为才艺特长有点加分，“没想到这孩子真的喜欢上了，读正课的时间都耽误了！”

这也是近些年“素质教育”的根本困境：如果那些“素质”的科目不纳入考试范围，就不会真正得到重视；但如果你强制将“素质”科目纳入进来，其结果就是人们又用老办法来应对，“素质”也就变成了新的“应试”。因为应试教育几乎已成为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人们既苦于它，又不想摆脱它——想摆脱它的人，不是被视为不了解实际，就是享有不必为此而苦的特权。

久而久之，许多人成年后也都是这样的思维定势：他学了国学、读了佛经，是因为这是某种精英身份的准入装备，可以作为文化资本，扩展交际圈，和自己想结交的人有点共同语言，而不是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事实上，“喜欢上”倒是要力求避免的，因为那就“玩物丧志”，偏离了自己原定的真正目的了。

这并不是简单的“现实”或“庸俗”，在我看来，其背后是深厚的社团主义文化心理基底：对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来说，“自我实现”与其说是指认识、塑造自己个体的独异性，倒不如说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成功。换言之，他的满足感不是来自内在的自我肯定，而来自外部的肯定。项羽所说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已清楚表明这一层意思：使他满足的并非“富贵”本身，而是富贵带来的乡里钦羡，乡里乡亲也都分享他成功带来的好处。

在这种视角下，个体在精神层面的自我追求，甚至可说是一种自私的活动，因为你在成功之后并未惠及他人。汉学家康儒博在《修仙》一书中发现：那些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求仙的人，即便得道，汉唐之际的记载也多不以为然，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功德、罪过、福气，不仅仅是个人的，还是整个家族共有的”。这很可能也是中国社会更盛行大乘而非小乘佛教的原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仅仅追求自己的精神超脱被指责为是格局境界很小的自私自利之举，社会性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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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可以理解这种“有用的精神追求”了：精神话题最终也是为了社交需求，在一个以人事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中，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可能是提升自己社会的不二法门。这意味着，在这样的思维取向中，终极目标是更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最终的“自我实现”。

要否认他们有精神追求，可能会激怒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和那些不知道及时给自己“充电”、浑浑噩噩没有追求的亲友不同，是随时精神饱满、也渴求新知的。无论如何，这一点的确不可否认：他们通常都是渴望改变自我、不断前行的，当他们下决心去学点文化时，甚至很快就能有小成，像模像样，效率超高。

只不过，这样的过程，就好像吃饭全是为了身体强健，却不享受美食。他确实在吃，甚至很会吃，但却是经过理性盘算的吃，是为了自己营养均衡的特定目的在吃。但这有错吗？

如果不是自己真的喜欢，那么很多过程看起来就真的太苦了。任何一门技能，更别说音乐、艺术、宗教之类的“精神追求”，深入探究下去都会发现深不可测，几乎穷极一生也未必能望到尽头。这里的区别在于：如果你乐在其中，那这简直是再好不过；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通往你真正终点的一个中途站点，那这种复杂深奥就成了巨大的麻烦和负担。

据说当年陈寅恪留学归国，去见前辈史学家夏曾佑，老先生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中国书籍虽多，但大多不过陈陈相因，这就像一个美食家，尝遍天下之后，也不免有一种失落感，不断还有新的发现，才是无穷的乐趣。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吃得苦中苦”的过程没有享受可言，真正的快乐是“苦尽甘来”，成为“人上人”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也都多少体会过：高考结束当天，宿舍里都扔了满地的教科书，曾经吃的苦都为了这一天，恐怕谁也不会还想再去翻翻这些废纸了。就像《天龙八部》里慕容复在西夏皇宫被问到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哪里时，突然张口结舌，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快乐是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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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太强的人，势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内在驱动力，可能行之不远，因为这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确实是至理名言。

但很多人原本也并不旨在多深入，这甚至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如果要说他们一定不能做好，可能也太侮辱他们的智商，事实上，绝大部分技能或文化常识，都未必需要太强的投入。米尔斯在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说，一般估计，80%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可以在三个月内学会”；精深的文化固然难一些，但也不会太难。

我高中班上总考第一的学霸就是这样。他各科都很均衡，乍看某些科目有人比他更突出，但是如果选拔几个人去参加竞赛，最后总是他拔得头筹。事实上，应试教育之下的胜出者，都非常善于在给定的目标之下，实现最优化。这是一种“终点计划”（destination plan）：设定明确的目标，排除中间的障碍，找到最优化的执行方案，而这本身就需要行动力、自律和理性计算。

因此，如果目标是确定的，也不需要太深入、做出前沿创新，那么在这样规则下，他们的胜出恐怕是没有悬念的。内在驱动力有多重要，本身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不妨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形：AI可以击败最强的人类棋手，但它谈不上“喜欢”围棋。

如果一个社会的形势高度复杂，有多个目标或目标多变，这还可以通过及时的灵活调整来应对，代价只不过是让自己陷入不连续的碎片化生活（就像变速赛车），但盯紧目标，尽管疲惫，仍能获致成功。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要无目的地自发创造，这恐怕就令他茫然无从着手了：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现有规则，却不善于“无中生有”。

这些年来对中国人缺乏“创新”的讨论，几乎是一个全民焦虑，这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中国人笨，除了文化心理结构，恐怕也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并不依靠那种“无中生有”的前沿创新技术驱动。

现在，似乎渐渐明了的一点是：很多非创造性的活动，人类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AI，被替代仅仅是一个时间和成本问题；但AI可以击败任何人类棋手，却不能发明一种棋类游戏。这或许可以迫使我们意识到，最终，我们身上人性化的那些东西不仅更重要，还是我们与机器相比的竞争力所在。只有人才有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才会无中生有，才把创造视为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是动物无法理解的，因为本质上说，这原本是神性的工作。